随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出台，2005年中国政府颁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舶来概念迅速成为学术界的时尚标签。
原有的"民间文化"、"民俗"等概念迅速让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照目前学者的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内涵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概念之间的差别在于概念产生的背景和概念所关联的意识形态。在政府《意见》中，紧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之后的，是"保护工作的意见"。善于领会上意的官员和学者全都明白《意见》背后的潜台词：任何民俗现象，只要能贴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签，就意味着取得了"文化"的合法地位，紧接着而来的就是能够得到"保护"。
在"保护工作"的旗帜下，各种利益诉求得以纷纷登上话剧舞台。学者、商人、地方官员，以及民俗主体，心照不宣地结成了暂时的利益共同体。为了取得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获取持续的利益和资源，学者们正逐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化"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并借助民族主义话语把自己操作成民族精神的守护者。但是，近年来大陆民俗学者在"保卫端午"、"保卫春节"等系列节目中风光而拙劣的表演，已经逐渐使"民俗学家"沦落为一个轻度贬义词。
"学术研究"与"学以致用"是两种不同进路的工作，前者是学者的工作，后者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所谓"研究"，也即细细研磨、仔细推究，其对象必须是曾经存在过的观念或实象。从这个角度说，人文学者只有言说过去的资格，所有的人文学者都是历史学家。而当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价值判断、对保护工作献言献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以"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以"学者"的身份说话。
"学"是"用"的前提。如果没有踏实的学术研究做后盾，根本就谈不上学以致用。民俗学界的人力资源是如此有限，当大家都热衷于"用"的时候，沉浸于"学"的人力资源必然大为削弱。既然没有"学"，那么，民俗学者的作用就丝毫不优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民俗学者担任的主要角色是"造神者"，而不是"研究者"。民俗学家的头衔只是一个参与舞会的唬人面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民俗学家们的假面舞会。
施爱东 1968年生，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博士，原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0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工作站，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学术史、故事学、通俗小说研究。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叠加单元：史诗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机制》、《故事的无序生长及其最优策略》、《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故事传播实验的报告与分析》等。博士论文《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创立与学术转型--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为中心》、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