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民俗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当然要积极参与社会上的文化讨论与行动，也有责任在国家文化政策、制度建立与实现过程中提供意见。但是同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独立的学术态度，增强学术的自觉，即进一步思考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学问应该如何发展。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中特别发现，民俗学在调查研究的深度和全面程度上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要求，所以民俗学建设要更加紧密地联系现实生活，尤其需要加大民俗调查的力度，在各个地方开展深入的田野作业。但是，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不只是为了保护遗产去"摸清家底"和积累数据，更重要的是为了在调查、研究和写作的全过程中推动学理的探讨、方法的完善以及表述的革新。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发现和回答各种表现于生活实践层面上的重要现象和问题，以加深认知、理解和解释在各个地方存在的又是相互关联的民俗文化。只有这样，民俗学才能充满活力，在参与广泛的学术对话中显示出自身的优势，从而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国民素质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现代的中国民俗学自开端之始就具有明显的文化批评性格，主要表现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新诉求，而且力图达至民众立场的文化理解，这是一般古代文人所比较缺乏的态度。这种批评话语几乎一直未断，但是近年来，由于在国家政策和主流学术话语中民间文化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民俗学者的批评言论也发生一些新变。举其要者：一、"民俗的本真性在哪里"，成了讨论的热点；二、"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三、"传统是否在延续，如何延续"，是更深一层的，也是结合节日等许多具体民俗事象来争议的题目。先前就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争论也在中国发生了，由于都带有反思"现代性"的性质，说明民俗学已加进当代社会科学思想发生某种转型的大讨论当中。当前的保护工作，其实也离不开这个大的思想背景，但未必都人人清楚。
不过，中国的民俗学毕竟要以认识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为基本任务。进入本世纪以来，钟敬文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设想，正得到进一步的实现，一些民俗学研究成果已进一步发挥出中国学者研究自身文化的长处，特别是由于加强了实地调查，观察更加深入，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加全面，报告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进步。总的来说，以走进田野为基本学术性格的民俗文化研究，在整体认知中国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大学术中正站住脚跟，这也是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加强交流和互相参与的一个结果。当然，在一些调查研究中仍然存在分裂和孤立地看待民俗的情况，比如不能从社会与文化的关联当中以及生活的整体上来说明问题，或者忽略了民俗文化的具体语境而笼统解释其性质和意义。至于近年来有将政府保护行动中的工作语言同严格的学术语言不加区别的情况，也当给予注意。
只有大力加强调查，同时不断提升理论认识水平，从根本上增强学术的实力，作为文化批评的民俗学才能真正地回报社会。
刘铁梁，1946年生于辽宁省绥中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研究方向主要在民俗学理论、村落民俗研究、庙会研究、民俗志等方面。近年来，注重在城乡社会中开展对于民俗传统的深入调查，为理解近现代地方社会和文化建构的历史，提出并进行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调查研究和写作实验。编著有《北京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手册》、《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宣武区卷》、《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经典》等，发表有"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庙会的比较"、"庙号类型与民间宗教的实践模式--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例"、"村落生活与文化体系中的乡民艺术"等论文。曾获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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