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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西安市群艺馆之缘起，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转眼已经40多年了。1964年5月13日，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2周年的前夕，县上召开了文艺创作座谈会，省市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应邀到会并作写作辅导报告，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市群艺馆的李俊德和张炳文二位老师。在他们以及与会的作协西安分会的余念、张渭清、高 彬等师长的热情帮助下，当年年底前便在《延 河》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回门》，在《春节文艺演唱材料》上发表了秦腔唱词《送肥忙》等习 作。初次操练的成功、那诱人的铅字以及数十 元的稿酬,使我简直有点昏了。事后在剪贴作品时与草稿相对，我方心知肚明，这完全是师长们的心血至爱，真诚栽培，引领一名农村青年走上千军万马纵横驰骋的文艺创道路上的。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先后又结识了馆里的周方、韩惠君、周云波、薛凡、杨恪各位老师，在他们的关怀帮助下，相继发表了《向太阳》、《抢耕》、《一家三员》、《巧斗地主娘》等小剧本，配合形势，起到了一定的演唱宣传作用。那时候，我们从农村进城送稿件，常常在兜儿里装着黑面锅盔，到了响午，师长们非得留住我们，务必吃了饭再走。我忘不了一次在骡马市小剧场后边的家里，韩患君老师做下了丰盎的午餐，硬要我和他们家一起吃饭。当我颤巍巍地掏出几块黑面锅盔时，周方老师竟毫不客气地拿起就吃，还给他们的爱子周茵掰了半块。此时此刻，那种城乡情、师生情尽融入不言之中了。1 965年2月，西安市群众文艺创作座谈会胜利召开，我们长安与会的十几名业余作者在小剧场前边院子里合了影，留下了人生的一段宝贵的回忆，事后才知道摄影师傅叫南子仲，也是市群艺馆的业务干部。他给我们每人加洗了一张合影照片，事虽不大，却让我们 永远记住了小剧场，记住了他们名字。
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浩劫，我与市群艺馆诸位老师之间的情谊更加紧密了、 纯粹了。1 969年初，我写了一出反映城市知青 下乡、时代烙印极强的小戏《革命路上》，引起了省工农兵艺术馆和市文化馆(与市工人俱乐部合署办公)的重视，省馆的吕毅、叶涛老师， 市馆的周方、张炳文、杜守标老师等先后到我 家或找我面谈，使这个剧本几经修改，臻于成熟，最终发表在市上馆部合办的刊物《演唱材料>上。虽说暑上了“长安县贫农社员崔皓”的名字，却不知这些“文革”中因出身不好而挨整的编辑老师做了大量的默默无闻的工作。 1 970年初，我和卢恺、张学文、王军l武、张平等同志被组织安排在县上的学大寨先进单位——小新村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不久就写出了反映农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小戏《送水》，被县革委会政工组、县人武部定为参加“西安地区民兵文艺调演大会”的重点剧目。在那段极其紧张的日子里，从剧本的讨论定稿、演员逮选、组织排练、音乐设计以及前往市上的车辆住宿等，市文化馆的户一老师(当时被抽调到市调演办工作)夜以继日，上下联络，竭尽 其力地促进演出顺利成功。后来，剧本演出获得了综合一等奖。户一老师还语重心长、不失诙谐地给我和王军武说，把奖状买个镜框装好，甭教变了颜色。我们不笨，知道户一老师是在告诫我们，要我们在荣誉面前，戒骄戒躁，不要被眼前的一点点儿成绩速昏倒。
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西安市群众性的革命故事创作、讲出、调讲活动如火如荼，遍地开花。这期阎，我先后在市群艺馆的《西安文化》、《西安演唱》、《唐都故事报》、《群众文艺作品选》《古城文化通讯》、《群众艺术》等报刊上发表了《戏迷刘二》、《新任队长》、《陶大妈敲钟》等故事作品，为繁荣西安地区的革命故事活动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在多次的故事改稿会、调讲会和巡回讲出活动中，我又结识了市馆的刘虎澄、薛广仁、杨文辉、李翠荣、柏成武、何拾明、周芳琴等老师和同志。特别是1 975年5月，我作为西安革命故事代表队的成 员之一，与市馆的华声鸿、张中兴、南子仲老 师和骨干队员程文宽、邢少华、王爱蓉等一起赴延安参加省上的革命故事调讲会，在1 8天紧张繁忙的日子里，我们一道访问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的当地老乡、参观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旧居、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桥儿沟延安鲁艺旧址和宝塔山等地，尤其是到延安机场、 北去40里解放军莱部雷达站的两次军民联欢情景，更是感人至深，受益匪浅。革命圣地的山山水水，排排窑洞，向我们后辈昭示着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呼唤起我们朝着更高的目标去奋斗，去拼搏。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在欢庆市群艺馆建馆5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一遍一遍翻阅自己珍藏多年的影集、信件和笔记，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李俊德、张炳文、王永年、南子仲等师长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们去了，但他们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的精神还在发扬光大，他们和来自基层作者们的情谊还在传颂中不断 加深、激励后来人去继承，去发展，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应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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